在红岩村深处，有一座不为人熟悉的公墓，公墓里安葬了1939年-1946年间15位曾在中共中央南方局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过的同志及其家属，其中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、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。

　　这个几经变迁的公墓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和不屈精神。

　　公墓变迁体现革命情怀

　　11月6日，重庆日报记者来到红岩村，寻访红岩公墓。

　　“找红岩公墓？跟我来。”红岩村内，得知记者来意后，红岩联线研究馆员刘英一口答应。

　　在刘英的带领下，记者先后途经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旧址、大有农场等地后，进入一条幽静的小路。沿着小路步行约2分钟，半山腰一块人工挖掘出来的约三四十平方米的平坝出现在记者眼前。

　　平坝中央的石基地上，安放着一个用汉白玉雕琢成的圆形花环，花环后俯卧着一座用汉白玉大理石砌成的墓室，墓室正面镌刻着四个大字：红岩公墓。在平坝后面，有一扇约七八米长的弧形红色石壁，上面镌刻着这座公墓的由来和墓中安葬人员的姓名与简历。

　　“其实，红岩公墓在1982年才迁移到红岩村，在此之前，它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。”刘英说。

　　那么，最初的红岩公墓在哪里？记者查阅史料后发现，它最初位于沙坪坝覃家岗复元寺附近。

　　当日下午，记者来到沙区红槽房小学附近。“当年的复元寺就在这一片，这也是红岩公墓的所在地。”沙区党史办副主任陈朝辉介绍，红岩公墓最早叫作“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革命公墓”（以下简称八办公墓）。据介绍，这座公墓的修建和饶国模有着密切关系。

　　1939年8月，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工作的黄文杰因病去世。把他安葬在何处，成了摆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面前的一个难题。

　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房东饶国模听说了这件事，主动找到周恩来：“我家在小龙坎覃家岗复元寺附近还有一块土地，不如把那里作为办事处亡故人员的墓地……”

　　“这块地就成了最早的八办公墓所在地。”陈朝辉介绍。

　　那么，八办公墓为何会搬迁到红岩村内呢？

　　在红岩联线文物管理处，记者查询到1982年11月13日南方局老同志童小鹏在红岩公墓迁墓仪式上的讲话稿，内容显示，1958年11月，为带头响应国家殡葬改革，周恩来同志派他回到重庆，在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帮助下，将八办公墓内的遗骸火化后，安葬在附近，当时只留下了一块石碑作为纪念。

　　“上世纪80年代，当时的重庆市文化局和红岩革命纪念馆向上级部门请示后，再度将骨灰取出，迁葬到如今的位置，于是就有了现在的红岩公墓。”原红岩联线研究馆员刘立群表示。

　　孝敬父母有大爱

　　“这里总共安葬了1939年-1946年间15位在中共中央南方局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过的同志及其家属，其中包括13个大人、2个小孩。”11月7日上午，记者再度在刘立群的带领下，来到红岩公墓，除了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外，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、曾担任南方局秘书的李少石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警卫副官吴志坚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会计边爱莲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物资保管员徐天宝等人都埋葬于此。除了李少石等人是因意外离世外，其余大部分都是因病去世。

　　“这些人中，不得不说的是杨振德和周懋臣。”刘立群介绍，邓颖超投身革命后，杨振德一直和这个唯一的女儿生活在一起，并与女儿女婿一起经历了战斗的艰辛和地下斗争的危险，还曾因此被国民党逮捕入狱。

　　在革命的道路上，周懋臣也给予了周恩来很大的支持。上世纪20年代，他曾帮助周恩来做秘密通讯联络工作。

　　1940年9月，周懋臣和杨振德被接到重庆与周恩来夫妇相聚。到了重庆之后，两名老人并没有选择颐养天年，而是投入到工作之中，周懋臣主要负责看守物资，杨振德则重操旧业，成了一名医生。

　　但由于之前的连连奔波，到重庆不久，杨振德就病倒了，并于当年11月18日不幸病逝，终年65岁。老人虽然没有入党，但为了培养、支持儿女的革命工作，吃了不少苦头，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于是被安葬在了八办公墓中。

　　杨振德去世一年多之后，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也于1942年7月10日因病在红岩村离世。“考虑到周恩来刚刚因病在重庆中央医院接受了手术，身体较弱，同时他向来孝敬父亲，如果知道这一消息，不利于病后身体的恢复，故董必武、邓颖超等人决定暂不告诉周恩来关于父亲去世的消息。”刘立群说。

　　但三天之后，周恩来还是得知父亲已经离世，他悲痛欲绝。

　　7月14日，周恩来为周懋臣举行简单的葬礼，把父亲安葬于八办公墓之中。7月15日，《新华日报》刊登了周恩来、邓颖超联名为父亲去世发布的讣告。讣告中写道：“亲视含殓，兹业于今（十四）日清晨安葬于陪都小龙坎之阳，哀此讣告。至一切奠礼赙仪概不敢受。伏乞矜鉴。”

　　1985年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在视察红岩村时，曾到红岩公墓拜祭。

　　李少石事件体现光明磊落胸怀

　　“1985年邓颖超重返红岩时，还提到了一名安葬于红岩公墓内的革命志士，那就是时任周恩来机要秘书的李少石。”刘立群说。

　　时光回到1945年10月8日，在林森路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内（位于现在渝中区解放西路），一场京剧表演正在上演。当所有人都沉浸在精彩的演出中时，一名中共干部走进来，对正在看戏的周恩来耳语了几句，周恩来的脸色一下变得严肃起来……

　　原来，那名中共干部告诉周恩来，时任八路军办事处的秘书李少石不幸遇难。由于当时正值国共谈判关键时期，身为周恩来秘书，同时也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女婿的李少石的突然遇害，无疑给即将签署协约的双方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　　国民党立刻组成专查组对此案进行调查；周恩来也立刻召集机要人员开会分析案情。会议上，大多数人都判断这是一场政治暗杀事件，选择暗杀李少石主要是因为他的外貌非常像周恩来，可能是国民党特务打算暗害周恩来，而误杀了李少石。

　　此时，周恩来却没有被大家的情绪所左右，而是安排专人对此案进行调查。在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，9日凌晨2点，李少石遇害案真相大白。

　　10月8日下午6时许，李少石与司机熊国华在从曾家岩返回红岩村的路上，由于没能控制好车速，在下土湾路段撞倒了一名路旁的国民党士兵。这惹恼了在场的其他国民党士兵，当时担任该部下士班长的田开福举枪就射，导致坐在车内的李少石不幸中弹。

　　根据调查所得，案情已基本清楚，这是一个意外事件。

　　案情基本清楚之后，10月10日的《新华日报》立即登载了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陈述此案详情的谈话，第二天则发表了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谈话。“在谈话中，钱之光不仅陈述了事实经过，还对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、重庆市卫戍司令王缵绪、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等人表示谢意，并对被汽车撞伤的国民党士兵表示慰问。”刘立群说，该谈话一出，共产党人实事求是、光明磊落的胸怀令当时各界人士非常感动，李少石也在不久之后被安葬于当时的八办公墓。

　　“1941年4月安葬于此的边爱莲则体现了共产党人舍己为人的精神。”刘立群介绍，1941年春，为应对“皖南事变”后的严峻形势，贯彻党中央“隐蔽精干”的方针，南方局决定将部分干部、地下党负责人和党外朋友撤离出去。担任驻渝办事处会计的边爱莲此时已身怀六甲，她原本是撤离人员中的一位。但就在出发前夜，一位地下党负责人因暴露身份急需撤退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边爱莲在和钱之光商量之后，决定让这名同志率先撤离。

　　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仅仅几天之后，被疏散到近郊医院待产的边爱莲却染上了疾病，于4月1日不幸病逝，就地安葬于公墓中。